地摊经济是经济社会的常态

姜涛

这周，整个朋友圈似乎都在发摆摊相关的图片：“摆摊吧，后浪”、江西九江瑞昌市的“城管来喊你摆摊啦！摊贩：我不信，我要来现场看看”的微博截图、“港股五菱汽车涨幅扩大至逾120%”K线图、“新闻策划、主题报道、暗访偷拍”媒体转行摆摊图、律师摆摊图、万亿“烟火经济”新风口图……甚至还有《城市地摊财富秘籍》整本书……

怎么也不会想到，“摆摊”成为魔幻悲情隽永的202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不过仔细拆开看看，发现这个词挺吉祥啊，摆摊，摆摊，“双手罢难”，靠自己的一双手，把苦难困难罢免，寓意很好。
不是有个90后女孩，靠摆摊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奥迪么；
四川成都，作为全国第一个允许占道经营摆路边摊的大城市，一个月内竟然解决了近10万人的就业问题（注：红头文件为3月《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以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
有人说，城管大队发展地摊小贩的样子，像极了MCN寻找签约网红；
地摊概念股在狂欢，义乌小商品指数在上升（注：萝卜投资数据显示，6月1日，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总指数较上周有明显上升，超过去年年底峰值）……
总理刚说完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接着又盛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烟火和中国生机，这地气接得连续，接得系统。
2020年5、6月，地摊经济成了最热门的话题，没有之一。继直播带货被正名之后，地摊经济也被正名，从边缘走向主流。地摊经济是“新零售”，地摊经济有鲶鱼效应，地摊经济是个放开和开放的符号和象征……地摊经济似乎携带了太多的功能。
那些将要去的地方，果然都是素未谋面的故乡（王小波《黄金时代》语）。

2020年，地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拔高和升华，它是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途径。
地摊的功能在旧社会，一直只是个落难时期的谋生手段，比如《上海滩》里的丁力也摆过。我们看看以前繁华的旧上海，摊贩被当时的报纸笑称为“美丽都市的虱子”，同时也是警察巡捕眼里的“过街老鼠”。
因为战乱等原因，大批难民涌进上海，到1900年的时候上海人口已经达到100万了。而部分难民把摆摊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后来连躲避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也在上海摆过摊，他们从事理发服务，售卖鞋帽服装、五金、面包小吃等，据说主要集中在舟山路一带，形成了一片异域风情。
那时候的摊贩也分固定摊贩和流动摊贩，警察主要治理流动摊贩，固定摊贩也常常指责附近的流动摊贩抢了自己的生意。
那时候摆摊能赚多少钱呢？据1946年《文汇报》记载，一个摊贩每天收入1000-6000元，基本可以养活3-5口人。尽管世道沧桑，生活不易，糊口还是可以的。但摆摊收入不如在公司上班的职员，菜贩收入最低，百货摊收入分化大，高的很高，低的很低，公司上班职员的工资基本为摊贩收入的两三倍。最关键的是，摊贩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
前些日子，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入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允许摆摊”实际上是恢复民间简单自救能力，提倡非正式就业，几乎可谓是特别精准地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减税政策。这股自救力量其实一直存在，稍一放开，就会自然喷涌出来，早些年北漂一族，谁没有点练摊的经历。有时候甚至可以说，这种救急应急度过困难的能力是长在基因里的。
就像《城市地摊财富秘籍》里所说，“地摊是人类一切商业活动的浓缩，是人类最原始的买卖交易，是投资最小的生意，是最容易迈向富人圈的捷径。但地摊是个城市人歧视和藐视的行业。”
诚不欺我也，摆摊基因确实是存在的，摆摊也是能迈入富人圈的。有人总结过：柳传志老先生在1984年摆摊卖过运动服、电子表；马云先生1991年摆摊卖过义乌小商品；刘强东先生和罗永浩先生都卖过光盘；甚至任正非先生也在1987年摆摊卖过减肥药品、火灾报警器和气浮仪等。
如今，地摊被歧视和藐视的情况，也会彻底得到转变。全民讨论、全民参与，地摊江湖从此再无身份的隔阂。
早年在清华、北科大附近的五道口、六道口，也是充满了烟火气，五道口一到傍晚地摊就都出来了；六道口附近则是热闹的早市。笔者在学生时代时，也试着练过一次摊，还观察研究过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随时随地都可以采访、可以感受。那时候也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生动一些，没有那么遥远。社会场景，不能只在线上，要有各种实质空间的“遇见”，有时候缤纷空间必须全心全意布局和打开。

细想一下，其实线上的直播带货和线下地摊，都是广义的“摆摊”，吆喝着做生意（吼货），都是销售渠道。
各种零售商品，有时只有被看到了，才会激起购买欲望，而低价，在特殊时期，是最主要的吸引力。当需求不振，只有大规模地宣传一个趋势、一个潮流、一个概念，形成全民共识，才会让更多人有欲望去参与、了解一下。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沃尔特·李普曼《舆论》）。
减租免税的数字总是很庞大，但大部分人是没有直观感受的。只有释放出空间、时间和机会，让部分人去亲自实践、亲身感受，甚至真的度过危机，才能让人印象深刻，永远记住。而空间，便是越来越多允许摆摊的地方，时间就是疫情影响期间，机会就是没有太多门槛就能踏入的无分层无歧视的机会。
其实往大了想，“空间=摊”，是否能释放更多空间，永远是政策最灵活的地方。比如人们期待两年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终于推出，其对标的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经贸规则，“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比肩香港。这也是一个新的摊子，需要人们大干一场。
这一波波舆论热潮，正说明了一点——政府主导创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正能量的热点。这波热潮继续发酵、发展下去，或许能转型成一种别的模式，让线下经济继续活跃起来的方式。西方有很多创意集市，也有很多专业市场，我们一直想学习而学不像的，这个期间，可以仔细沉淀自身经验了。线下经济由于高企的房租、被线上带走流量的困境的解决密码，或许也藏在地摊经济里，而这必然要求它常态化、升级业态，持续探索，经常试验，各地特色化、聚焦化。
这是一个应急模式，还是一个可以发展的有潜力的新经济模式，或许值得人们用实验的心态继续观察下去。
“摊”字的寓意，其实也挺多的。腾挪空间，注入活力，用行动把难题一一化解。

地摊经济让人反思的东西很多，比如地摊的活跃是不是会把商场的人气带走，让商业地产、店铺所有人的日子更难过，因为“地摊易摆，商铺难租”。商铺的难题，其实由来已久了，旺铺的租金越来越高，租户基本上是给房主打工的，各种霸王条款只能默默忍受；而普通铺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日子也是逐渐难过的，本就在下降通道里。
最近，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刚刚加入了“永久在家办公”的行列。如果未来的趋势是，一部分人的工作都在线上，就意味着很多人都不需要单独的办公室了，写字楼一定会持续降价，深圳办公楼高企的空置率就是另一个难题。
地摊和商铺本就是两个系统，一个是政府腾挪出的公共空间，一个是私人运营的产品。不算重叠竞争，也拥有不同的客群（比如通常来说，地摊货的消费者是图便宜、图方便、图随性的），各有各的生存空间，未来会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未来，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是否会发展出新的业态形式，房租、税收等影响不大的产业形式，才能让年轻人真正地能浪起来。

地摊经济会怎么发展？
第一，它肯定不是短期措施，而是较为长久的策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6月3日（昨天）的演讲中说道：“现在对地摊经济不能用‘放宽管制’来描述，而是‘恢复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从地摊经济起步的，当年广州的‘高第街’，武汉的‘汉正街’就是地摊经济，从这里走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各个城市的商业街，几乎已是千篇一律的业态形式，地摊经济则是个自下而上重新探索、重新创造的过程，是民间智慧的再一次汇集，或许真能把业态弄新弄活。每个城市其实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形成定点、规范的集市贸易点，更加适合各种代际特别是新代际的需要。
第二，数字化不断印证、监测、助力地摊经济发展。
支付宝方面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已有1200万小店和路边摊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不仅留住了青山，而且实现了V字反弹。微信支付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推动“地摊经济”升级，截至5月31日，微信支付“小店”交易活跃度达到历史最大峰值，较1月疫情严重期间，全国小商家数增长2.36倍，交易笔数增长5.1倍，其中成都市及厦门市小商家交易笔数分别环比增长6倍和8.8倍。
互联网的大平台，也在地摊经济这个主题上持续投入，持续深耕。互联网就是个强大资源整合器，可以瞬间将信息、实物、故事串联并联起来，让现实发展得更快，比如拼多多也马上跟五菱合作，并推出一系列地摊产品。
第三、地摊经济是中国灵活就业机制成熟的开端。
去年12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提“发展小店经济”后，国家各部委就密集推出各种政策扶持小店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小店经济带动3亿人就业。
地摊经济的恢复也不是2020年的产物，其实近几年已经在逐渐放开，比如西安去年11月就印发的《关于加强临时占道摊群点（夜市）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20年要设立300个临时摊群点，计划解决至少2万人的就业。
地摊经济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呢？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认为，发达国家的非正式就业（没有固定场所）人数大概占就业总人数的20%。我国有7.7亿劳动就业人口，15%的人从事非正式就业，大概是1亿人。参照发达国家的非就业人数比例，如果放开地摊经济，加上农贸市场、建材市场、小商品市场、早市等等，至少可促进5000万人就业。
第四、地摊经济促发夜间经济拓展边界。
日前，《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发布，支持特色小店开展外摆摊经营，实施轻微免罚制度。上海近期不仅重启了安义夜巷，6月6日要启动首届夜生活节了。
伦敦的夜间经济已成为英国的第五大产业，占其GDP的6%左右，当地65%的人口会参与夜间活动，是伦敦的一张名片，伦敦夜经济从业者160万人，占伦敦劳动人口总量的1/3。地摊经济拓展了经济活动的时间，占领了黑夜。从上海开始，夜间经济也必然更加时尚。
天下第一读书人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里写道：我一直相信困难对人的强大作用力量，我也一直相信人甚至得自讨苦吃，记得一阵子就把自己推到某种孤立无援的绝境里去”。
而绝境有时候是最大的生机所在。我们不仅要罢免苦难，更要迎来新的狂欢。
参考文献：陈事美《旧上海商贩如何摆摊》，《光彩》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