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时任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访问越南后顺道来访问中国，却没想到刚刚走出北京机场自己国内就发生政变，导致他直接就失去了总统身份。

周恩来周总理考虑再三，决定仍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他，还将他来中国访问的消息给隐瞒了起来，以免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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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Fang SC", sans-serif; font-size: 17.28px; text-align: justify;">这令恩克鲁玛十分感激，可就在周总理和恩克鲁玛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举杯畅聊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二楼面向北侧的玻璃窗上发出了一声细小的碎裂声音。

一直到中午宴会结束负责打扫的女服务员在清理会场的时候，才发现在双层的防弹玻璃中间卡了一颗已经变形的子弹。

外则的玻璃已经碎裂，内侧的玻璃也被震碎了不少，地上还有散落的碎玻璃渣，女服务员赶忙报告给了负责保卫会场安全的警卫科。

这是自人民大会堂建成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袭击事件，周总理和恩克鲁玛的会面是完全保密的，人民大会堂又处在堪称是整个中国最安全的地方——首都北京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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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消息泄露？难道是针对周总理而来？枪手又是如何靠近人民大会堂的？这种种疑问的答案很快就揭开了，真相竟令人无言以对。

一场悄无声息的袭击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1949年，国家公安部和新中国一道成立，周恩来周总理在成立大会上千叮咛万嘱咐。

为什么周总理如此重视公安部的工作呢？因为他曾经领导过一个神秘的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秘密成立，这个由周恩来提议设立的特别组织，使得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保全了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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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1935年的时候中央特科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永远关闭，可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任务却永远没有结束。

国家公安部成立后，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的重要任务也随着接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周总理对安全工作十分上心，只是他也没想到的是居然会有人枪击人民大会堂。

当人民大会堂警卫科科长郝书生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安排了人迅速地封锁了现场，同时在周总理和恩克鲁玛周围布置了重重警卫。

这样反常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他悄悄叫来了郝书生询问情况，郝书生连忙将自己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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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发生了点状况，二楼北侧中间窗户遭到枪击，子弹穿透一层防弹玻璃后没能击碎第二层，目前看来只有一发，不过不排除后续袭击的情况。”“为了您的安全考虑，请您暂时不要离开屋子以方便我们保护，等到情况完全掌握后您再尽快离去。”

听完汇报的周总理眉头瞬间就拧到了一起，这个时间点未免也太凑巧了，正巧恩克鲁玛刚刚到访中国，正巧加纳国内发生政变，正巧他和恩克鲁玛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吃饭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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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警卫科长郝书生也猜到了这种可能，只是他不敢妄自断言，只见周总理沉默不语，想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

“你们尽快查清情况，我先与我们的非洲朋友到会客厅去，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的，总理。”郝书生应了一句便准备扭头离去，却听到周总理又叫住了他，“注意安全啊！”一声温柔的叮嘱，让郝书生心头一暖。

那一刻郝书生心里就下了决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哪怕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决不能让伟大的周总理受到半点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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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二楼北侧窗户处，4名警卫伫立在四周，郝书生走上前去正准备捡起掉在地上的玻璃碎片进行察看的时候，却听见背后传来了一声疾呼。

“别动！别动！别破坏现场。”原来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已经带着大队人马赶来了，破案这种事，还得是交给专业人士来办。

郝书生将情况一一告诉朱培新后就离去保卫在会客厅的周总理一行人去了，剩下的工作都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来处理。

可实际上朱培新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头也是很大，他能带队前来是因为刚好他在值守，可是枪击人民大会堂这样重大的事情他有点怕处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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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尽力而为吧。”朱培新立即命令侦查技术人员勘探现场，几英寸厚的双层防弹玻璃居然被打穿了一层，第二层也碎裂了不少，他有点心有余悸。

在将所有的情况摸清楚后，朱培新带着掉落的玻璃和弹头返回了北京市公安局，此时北京市公安局各大领导带着技术人员早已经等待多时。

“一队人马上赶到现场，弄清楚案发时枪手开枪的位置，另一对人对子弹和弹道进行检验，我们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抓住枪手，保卫首长们的安全。”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迅速做出了指示，一天过去，周恩来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都过问了这件事情。

在北京市中心发生枪击案件的后果有多严重，要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可都是基本上居住在北京城的，谁出了意外都是对国家巨大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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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几个难点就是，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面对的是机动车道，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的，再加上枪击发生的时间并不确定，只能大概缩小在上午9时到中午12时的时间段内。

而且当时那个时间点中国对枪支管理的并不是很严格，北京市市民中留有枪支的不少，而且很多军人家属，干部子弟也都有持枪的资格。

这些无疑都扩大了案件的搜索范围，给破案增添了不少的难题，晚一天，晚一刻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安全受到的威胁就增大一分。

结果令人哭笑不得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案件很快就有了转机，先是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大量的人力，对人民大会堂北侧方向进行了彻底的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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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枪击案当天上午9时到中午12时，通过人民大会堂北侧机动车道的车辆一共有900多辆，这是根据每个小时通过的平均汽车量算出来的大概数据。

2上世纪60、70年代汽车的数量并不多，查起来很容易，在全城大搜索后，确认了这900多辆汽车里只有2辆车有嫌疑。

一个是北京地质学院用来运送枪械的汽车，40多支步枪从枪械维修所运回北京地质学院，但经过调查当时在车上的6人均没有嫌疑。

另一个是一辆卡车，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北侧机动车道路边停留过1分钟左右接人上下车，此后便迅速开离，也在调查过后排除了嫌疑。

既然不是机动车道上发出的子弹，那只能是向着更远处的居民区去排查了，这也是这起案件的难点，居民区情况复杂，人多又混乱，查起来十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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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北京街头

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公安局内的技术科对子弹的弹道分析结果也出来了：这颗5.6毫米的小口径子弹是颗步枪弹。

根据击穿一块防弹玻璃，未能击穿第二块，和弹头的变形程度来看，子弹应该是在距离人民大会堂北侧50米至100米的位置射出的。

弹道专家结论一出，瞬间所有人都傻了眼，因为100以内正是机动车道的位置，先不说枪手是否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人民大会堂瞄准开枪。

就是排查了那段时间经过的车辆也基本排除了这个可能性，这下子案件有点陷入僵局，忙活了2天居然连个枪手的位置都摸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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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枪手已经跑了？没可能打完枪还留在原地等着别人来抓吧？”现场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声，一时间连吕展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都有些没了注意。

“那不可能，枪手一定没走，而且我们的判断也有问题。”一句发言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陈建华，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高级技术员。

年仅26岁的陈建华说完这句话后就后悔了，在场的人那个不是比他职位高，比他有经验，他是在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哦？你说说看。”吕展赶忙制止了意图数落陈建华的人，现在这个关头，只要是能拿出合理的主意，他都不介意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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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得到了吕展的同意后，赶忙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子弹在击穿防弹玻璃后会发生旋转，弹道方向会改变，力量也会减弱，所以第二层防弹玻璃上的位置是弹头失去力量下落造成的。”

也就是说陈建华认为计算子弹射出位置不应该取两个弹孔之间的直线距离，再考虑下落因素，子弹射击点应该更远，至少有个400米的距离。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每个人心里都拿不准陈建华的结论，吕展一看没人提出异议，就觉得陈建华的想法可行，连忙指示：到靶场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就这样，在靶场实验了小半天功夫，打光了100多发子弹后，终于确认陈建华的想法是正确的，从400米位置射出的子弹造成的防弹玻璃弹孔与人民大会堂防弹玻璃上留下的痕迹基本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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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距离确认后，北京市公安局立马出动大批人员挨家挨户地搜寻肇事枪支和枪手，终于是在南长街小巷中找到了。

南长街44号院，是著名的解放军上将，荣获过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李达将军的住所。

当大批公安干警涌入到这所小院子的时候，从里屋里跑出来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正是李达将军的儿子李迪明。

在经过搜寻后，从李迪明的屋子里摸出了两把步枪，1898年捷克造运动步枪，重2.8千克，所用的子弹正是5.6毫米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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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这把枪有发射过的痕迹。”李迪明一听到这话，连忙认识到自己闯祸了，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自己当天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原来，李迪明之所以会开枪，皆因为那天院子里的小鸟一直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而李迪明又因为学习心情烦闷。

便走进屋子里拿出一把5.6毫米捷克造运动步枪打鸟，没想到这小鸟灵活的很，让他一连开了好几枪都没有打中。

因为小鸟飞来飞去，李迪明开枪的方向也左扭右扭，就这样有一发子弹飞到了北边，打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窗户上。

“我承认错误，愿意接受处罚。”李迪明没想到自己的一次小小的举动，居然差点就打中正在人民大会堂里会见恩克鲁玛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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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时间，事情到这里算是水落石出了，就连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也有点难以相信“就这个原因？确定吗？”

他还派了许多人继续搜寻附近，结果除了李迪明之外再没有其他可能性，就是技术科的技术人员也确定了这一事实。

子弹一样，弹道相似，时间一致，就连拿着李迪明当天使用过的步枪再度进行实弹实验后，得出的结果还是基本相同。

当这些总结情况上报给周总理后，周总理详细地过目了整件案子的情况，对北京市公安局在这起案件中做出的一些行动提出了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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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下次发生类似的情况该如何快速处理，为什么众多专家还不如一个毛头小子得出的结论准确，今后的安保警卫工作该如何做的更好等等。

至于李迪明的情况，周总理写了四字批示：批评教育。虽然差点威胁到自己，周总理还是没有计较，只当他是个无心之失。

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民大会堂枪击案，以玩笑般的真相而告终，周总理在这起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伟大胸襟和宽以待人，令人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