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虽退位但仍居住在故宫，为以后生计考虑，他与溥杰、溥佳将一批书画以“赏赐”等名义运出清宫。从1922年9月28日开始，溥仪先是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高峰时一次就“赏”了35件。

国民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遗物时，发现了四本账册，才揭露了这场盗运的规模：按《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字画浮记薄》统计，至1922年12月12日，他们共盗运书画手卷1285件、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1匣45件、皮包14件。而事实上，尚有大批隋、唐、宋、元的珍品被盗出而没有登记到清单上。日后，这批书画被溥仪等辗转携带，大部分被倒卖流散。

被盗运出宫的古籍书画去了哪 起初，它们存放在醇王府内，1925年在日本人协助下，这批书画被运抵天津，先后在日租界内的张园、静园收藏。

为了维持奢华生活，溥仪开始通过各种人物搭桥，出卖盗运出宫的字画。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四月初六记录：“交下朱益藩二十八日手函，知日使馆代运回画卷，计《寒林图》、《茂林远岫图》、《疗风图》、《牧羊图》、《幽风图》、《花卉》凡六件，均已交到不误……”这段资料真实记录了溥仪向外国人出售国宝的史实。

溥仪在天津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可查证，据王庆祥先生撰《伪满小朝廷覆灭记》书中《八·一五这一天》所述，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及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卷等。《历代帝王图》最终流入美国，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步辇图》、《阆苑女仙图》在全国解放后回到人民怀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溥仪逃命前亲挑珍宝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进入长春伪皇宫，暂存在天津的国宝陆续运抵长春，日本人为其修建了一幢“小白楼”。一楼东侧存放字画，西侧存放宋、元、明版书；二楼东侧存放《大藏经》，西侧存放各类诗书。1300余件历代名人字画就在这里一箱摞一箱的堆着——它们仍被乾隆时为之专制的花绫包皮裹着，装在专为之定做的楠木盒内，按长短大小被分装在三十个大小木箱中。

1945年8月，伪满政权随日本战败土崩瓦解。11日，溥仪准备出逃前往日本，他花了大半天功夫亲自挑选书画。一百余件作品装了四箱，为了能多带一些，甚至把原有的楠木盒和花绫包袱皮都扔掉了。唐周昉《簪花侍女图》、唐摹《万岁通天帖》（现藏辽博）、五代黄荃《写生珍禽图》（现藏北京故宫）等均在其列。

辽博清宫散佚书画主要收集途径 在临江县溥仪家眷处截获的书画，在当时就转至了东北人民银行暂存，直到1949年，我国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 （今辽宁省博物馆）成立，这批书画才正式入藏博物馆。

担任首任馆长的王修组织开展了文物收集整理工作，在能够找寻到的线索内，将散佚东北、华北各地的部分清宫散佚书画征集入馆。

一是被东北民主联军收缴的共计140件，主要作品有《簪花仕女图》、《夏景山口待渡图》、《草书千字文》、《瑞鹤图》、张旭《古诗四帖》墨迹本、欧阳询《梦奠帖》等一大批宋元明清时期珍贵古书画；二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张克威捐献的10多件；三是新中国成立后收缴或当事人主动上缴的，如《唐人画女孝经手卷》、《韩滉丰稔图卷》等；四是通过文物商店或博物馆征集而来的，如1962年由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转交而来的《神骏图》。此外，赵孟頫《饮马图》卷也几经辗转终由辽博收藏。

清宫国宝在东北的不堪经历

辽博收藏的这批清宫散佚书画，大部分是被集中截获的，实属幸运。而留在小白楼中，没有被溥仪带走的那些书画，命运就更曲折了。

溥仪出逃后，伪满皇宫一片混乱，担任警卫的伪军无不在值勤换班时进入小白楼大肆抢夺。由于兵痞们大多没有文化，故先抢金、玉，再抢字画，古籍善本则肆意践踏。

其中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力作《三马图》被扯为三截（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和香港私人处），著名的《宫中游乐图》也被撕成5块，现分藏在国外几个博物馆中，米芾的传世名迹《笤溪诗六首》、范仲淹的《二札帖》被撕抢为碎片，成了残本（现均藏北京故宫）。有些竟被毁得不能再现人间，如初唐虞世南的《积时帖》墨本，《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唯一一件明代杨慎《行书禹碑考》卷，还有王羲之的《二谢帖》都被彻底损毁，明朝画家所作7米长《万松图》竟在撕碎后又被烧成了灰烬。

在溥仪逃往东北的一路上，大栗子沟、长春、沈阳等地的旧货铺、废品堆里到处都有国宝出现。慢慢地，从吉林到沈阳，从北京、天津到上海，“东北货”成了书画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持有书画的伪军们或如数廉价出售，或一件件地到各地的文物商店求售，吸引了包括国民党军政大员、富贾巨绅、鉴藏名家在内的大批人士，使“东北货”一时名震全国。

一些西方博物馆也不惜重金派人从民间收购。已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17件，包括北宋屈鼎的《夏山图》、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鸿雁之什图》、南宋无名氏《胡笳十八拍图》、米友仁《云山图》、元初钱选《王羲之观鹅图》，而《吴江舟中诗》先是珍藏在大都会，后又赠与梅多鲍利坦美术馆。

现藏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的“东北货”中有一幅王羲之的《行穰帖》，号称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还有其他很多书法和绘画孤本，例如钟繇的《荐季直表》，宋高宗的《行书七言绝句》，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东坡《黄州寒食帖》以及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书卷》，绘画有唐代陈闳的绢本《八功图卷》，元代钱选《杨妃上马图卷》等。

其余如弗利尔博物馆、纳尔逊博物馆、克利弗兰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以及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博物馆都藏有“东北货”。杨仁凯在《国宝沉浮录》中统计了它们的下落：溥仪所盗书法名画总计1331件（故宫博物院统计1353件），外流113件，国内私人收藏37件，全毁6件，国内博物馆收藏878件，至1989年，尚未发现的有297件。

炮火连天中“抢运古董”

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宝器，组成了以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异常艰辛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作，整整忙碌了40年，现在大多数散失的“东北货”已经回归到故宫。

随溥仪逃亡的一批精品古字画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顶级文物，也因为与他一同做了苏联红军的俘虏而被收缴，兵荒马乱之际被扔在机场无人过问，后被作为普通战利品混在大量用具杂物中一起上交，清点时又发现还有两卷《清明上河图》摹本。1950年，这批古董书画物件被拨归东北博物馆，不久，文化部组织专家对流散文物进行清理登录，才发现《清明上河图》混藏在其中，遂入藏故宫博物院，而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留存辽博。

国民党占领长春后，接收了溥仪留在“小白楼”内的13箱宋版书，并交给了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现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余的珍贵古书和珍品文物，一部分入藏北京故宫，其他则流失各处。

1952年3月，长春市公安局发现一些居民和古玩商人家有从伪满皇宫流散出来的书画，东北人民政府组成工作组赴长春回收国宝，杨仁恺是这个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清查工作从国兵朱国恩开始，他是小白楼之劫的主角之一，靠出卖书画过上了富裕日子，他主动上交了卖剩下的12件书画，其中有宋朝画梅高手杨无咎的《雪梅图》、北宋花卉大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朱国恩提到一个叫王恩庆的人，他经手卖出的国宝竟有44件之多，其中不乏有名的孤本，比如五代画家卫贤的《高士图》，是国内仅存的几件五代珍品之一。经过几次谈话，王恩庆交出了14件书画，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工作组顺藤摸瓜，又找到了国兵王学安，可惜他在解放后把手中的书画埋入地下，取出时已是与土壤同腐了。还有国兵金香蕙，他把30多件书画存在同乡刘国贤家，只携带十几件回到老家盖县，然后又外出工作。不料他妻子在夜深人静时把这些国宝付诸一炬，后来杨仁恺又从刘国贤手里收回38件书画。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工作组共回收伪满皇宫流失的文物170种319件。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

在回收国宝的故事中，出现了很多相似的场景，收藏家们往往一掷千金为求一字一画，到最后又慷慨赠予国家，为国宝留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当其冲的就是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1954年，隋代展子虔存世名作《游春图》从东北流回北京琉璃厂后，张伯驹出卖部分房产换了六根金条才凑足，1956年将此画捐给故宫博物院。后来他又将重金收购的范仲淹《道服赞》、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明代名作《潇湘秋意图》，文徵明《三友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序》等捐赠北京故宫。

1945年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韩熙载夜宴图》，张大千以500两黄金购得，并在1952年移居阿根廷前，将此画在内的三幅画以两万美元卖给北京故宫。

2005年9月20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参观故宫博物院时当场表示，愿意将自己珍藏的一幅《乾隆题〈王著书千字文〉》赠予故宫博物院，2006年3月16日委托凤凰卫视代为办理了捐赠事宜。

故宫博物院也不惜重金从境内、域外收购国宝。1997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入藏宋代《十咏图》；米芾的《研山铭帖》曾流亡到日本，2003年被故宫以2999万元从拍卖会收购入藏；2003年7月28日，故宫博物院出价2200万元购买隋人书《出师颂》，也是众多“东北货”中的一件。

溥仪带宝出宫的影响，到今天一直都不曾停止，从客观上来讲是他导致了故宫文物最大的一次流失，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它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