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集邮家们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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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集邮家们保护中国珍邮免遭损毁而打起了集邮游击战。今天看来为了集邮不惜冒着被批斗的风险，的确令人匪夷所思。他们为什么对集邮这么痴迷，集邮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们痴心不改呢？今天就来揭开那惊心动魄的历史。。。

一、集邮者坚持集邮
　　1.群众对集邮品的保护
　　“文化大革命”对广大集邮者从物质到精神上都是一次摧残。 在当时压抑甚至恐怖的气氛下，保护大量的中外集邮藏品极为不 易。但是集邮者的自觉行动仍然减少了 “文化大革命”给集邮活 动带来的损失，体现着中国集邮者是非分明，不屈不挠的顽强精 神。

　　姜治方提前全部捐献邮票，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环 境有直接的关系。1961年他调往长沙湖南大学任教，因南方天 气潮湿，邮册存放在北京家中。1966年6月，当来势凶猛的 “文革”运动开始后，他的大儿子怕他毕生心血所集之珍贵邮票 毁于一旦，就按照他预先的交待，将他的全部邮集，连同集邮书 籍、杂志，捐送到中国集邮公司。后得以幸存。

　　罗华生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记叙了重庆几位集邮家在 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如何冒着风险使邮集躲过了那场浩劫：
“ ‘文化大革命’把集邮列为‘四旧’，进行批判扫除，不仅 使集邮活动一下子消声匿迹，而且有一些集邮者被批斗，邮品被 抄缴。满天乌云，鸦雀无声。在那种气氛中，赵恕中、杨连森和 我三个人因为集邮多年，对邮品有着深厚的感情。老杨在自家室 内的墙上，挖下一块砖，把重要邮品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 塞进墙内，再把砖放回，没遇到什么麻烦。老赵行动快，早就把 邮品远走髙飞送回老家入窖去了，也平安无事。我把邮品分送到几位亲友家中，只留下点应付，也算过了关。”

　　当时，知名的集邮家受到的冲击最多，他们不甘心自己心爱 的邮集遭到厄运，想尽办法躲藏转移。许多人靠着机智勇敢使邮 品转危为安。
“文革”刚开始，贵阳中医学院的老集邮家郭润康把自己所 集有孙中山头像的民国纪念、普通、储金、航空（有中山陵）邮 票和明信片的专集两大本，寄给上海宋庆龄副委员长，请她转送 孙中山故居。郭润康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使这批邮票得到妥善 保存，不至毁损。后来，宋庆龄办公室回了信，告知收到了这些 捐赠。郭润康还去贵州博物馆联系，想把自己收藏的全部邮票和 集邮书刊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说要研究以后才能答复，但一直没 有回音。当学院红卫兵来郭润康家抄家时，郭润康已提前做了准 备。他把集邮书刊和邮票分别放置，大部分邮票和集邮书刊装在 四个箱子里让红卫兵检査，红卫兵看都不看，认为能主动让看的 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另有两大本认为不会出问题的邮票仍放在 书架上，造反派一看，贴上封条抄走了。过了两个月，中共中央 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郭润 康拿着文件找造反派，说党中央规定不准抄家，你们应该把抄走 的邮票还给我。造反派认为这些抄来的东西保管起来也是负担， 就都还给了他。“文革”中，郭润康的邮票一直自己保存，没有 遭受太大损失，这在老集邮家中很少见，以后有些邮友闻听此事 纷纷称奇。

　　郭润康不仅坚持集邮，还在考虑个人邮集的归宿问题，表现 出与众不同的豁达。他认为自己的邮集藏品捐献国家，没有珍品 拿不出手；传给子女，他们都无兴趣。思之再三决定把自己的邮 票和邮集、集邮书刊全部赠送给在修文县工作的邮友任尔勤，鼓励他钻研。1975年7月，郭润康和任尔勤分别向各自单位的领 导作了汇报，任尔勤所在单位还给郭润康写了一封感谢信，双方 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了赠送交接。为了帮助任尔勤扩大集邮联 系，郭润康把各地许多知名集邮家介绍给他，并帮他建立通信往 来，以便利用出差去拜访。这段“文革”时期集邮家肝胆相照， 新老传承的事迹，一直被传为邮坛佳话。

　　当年，集邮者保存集邮藏品的过程中，也常常得到一些善良 的群众的帮助，使集邮者在“文革”危难时刻增添了一份勇气和 信心。比如：“文革”初期，在广州工作的集邮家常增书看到批 判自己的大字报，思想很紧张，很苦闷，晚上在家里偷偷地烧掉 了许多中外邮票。他的邻居是一位工人，很同情他，便把其余邮 票偷偸替他保存起来，躲过了这场灾难。

  　 2.收集邮票和资料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集邮活动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但 处于逆境中的许多集邮者依然坚信集邮是正确的。虽然收集邮票 困难重重，甚至会引来许多麻烦，但是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寻找所 能购买到的“文革”邮票。为了进行邮票研究，一些人还不顾风 险，四处搜集各种邮票资料。70年代初开始，各地都有一些坚 持集邮的活跃人物聚集，其中有不少老集邮家，更多的是中年集 邮家。这些人在“文革”中虽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对集 邮的情依然如故。他们有的恢复与各地邮友通讯，相互交换 “文革”邮票，交流信息；有的在家中接待邮友，聚会畅谈，切 磋邮识；有的编印邮票目录，馈赠邮友；有的埋头整理邮票史 料，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

　　朱祖威当时在北京通县商业局工作。“文革”初期，为了获 得集邮资料，他打听到北京国际书店仍然与日本邮趣协会互相交 换刊物，《邮趣》杂志上照常发表研究中国各时期邮票的文章， 及时报道中国新邮票的发行情况。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这类国外刊物不准进口，书店所存的杂志也不许外借。朱祖威托书 店的朋友，把《邮趣》杂志星期六拿出来，连夜抄写描華附图， 边抄边翻译，星期一早上再还回书店。从1968年至1974年的几 年中，朱祖威用这种办法把《邮趣》杂志中有关中国邮票的研究 文章和“文革”期间中国发行邮票的报道，全部抄了下来，还抄 录了 20多个集邮专题的各国邮票资料，共装订成五大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国际书店后来每天 均能收到数百封国外来信。朱祖威又向书店的人员索要信封上的 外国邮票，拿回家泡下来后分类整理，其中大多数是高面值邮 票。他将重复的邮票与北京邮友在家中交换，还与外地邮友通信 交换。从1974年起，朱祖威与西安的叶增英、成都的汤德铨坚 持一起收集并探讨外国邮票上的中国事物。他们不顾当时缺乏资 料和邮品的困难，一面收集各种资料，认真整理，一面讨论哪些 邮票属于专题范围，动手编写专题目录。经过几年相互通信，不 懈努力，朱祖威、叶增英、汤德铨共同合作，编写出10多万字 的《中征外志集》，即外国邮票上反映的中国特征事物。1980年 9月，他们誉抄出复写稿，这部字迹工整的书稿一直没有机会出 版，以后陆续发表在北京《鼓楼邮刊》上。

　　汤德铨在“文革”中，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悄无声息地着手 编写了几本集邮资料。

　　一本是1973年12月油印本《中国人民邮政邮票目录》，共 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来印有纪、特志号的邮票；第二部 分记载未印志号的邮品，包括邮票、邮资信封、美术明信片；第 三部分是新印志号的邮品，包括编号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 片、美术明信片、纪念邮戳；第四部分是“文”字邮票。这份邮 票目录共109页，资料翔实，仅手工油印50册。

　　1974年7月1日，汤德铨又对这本目录进行补充修改，补人 了 1974年1月6日发行的新邮票资料，共计8页，印数亦为50415册。

　　1977年5月20日，汤德铨编写了一份《纪念邮戳目录》，他 将复写稿共20页分寄各地邮友，名为征求稿，实际上已成为一 份比较系统的邮戳资料。目录中共列出720个纪念邮戳条目。

　　“文革”时期仍然坚持集邮活动的集邮者心情是很复杂的。 当时许多人都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政府提倡的就多搞，政府不 提倡的就不搞或少搞。因此，收集“文革”时期发行的邮票成了 主要的集邮内容。还有一些集邮家开始兼集烟标，彼此交换，聊 以缓解集邮范围狭窄带来的压抑感。刘广实曾说，“文革”时期 自己只是把集邮的速度放慢，热情降低了，和国外联系中止了， 但与国内一些邮友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当年，类似这样的集邮 家还有不少。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的集邮家暗地开始进行一些整理资 料编撰邮史活动，这在集邮沉寂的年代里，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 和毅力。致力于区票研究的钟笑炉不幸于丨976年1月在上海逝 世。他生前不顾“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在逝世前的四五年 内，集中时间和精力，编写了一份几十万字的《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书稿，这是以他早年编辑《近代邮刊》时积累的大量史料为 基础，汇集而成的。可惜此稿始终未能出版。

　　3.编印“文革”邮票目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西安铁路局工作的居洽群所收藏 的邮票、书籍、信件、照片、日记、唱片等全部被抄走，批判他 的大字报不断升级。这些大字报却使居洽群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同 在西安铁路局工作的邮友韦殿才。
　　韦殿才是辽宁西丰县人，1961年调到西安铁路局工务处工 作。韦殿才1941年开始集邮，“文革”开始后，收藏了几十年的 大量邮票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当他从大字报上看到“居秉苏 (居洽群的原名)集邮是搞特务活动，是投机倒把分子”，才知道终于诞生了。随后，两人继续寻找资料，进行核对补充，油印出 该目录的再版修订本二三十册，分别赠给各地的邮友。以后，又 从各地邮友反馈回来的许多补充资料中进行筛选，不断充实到原 目录中。

　　1975年，经居洽群再整理的第三版目录页数已增加到21页， 由无锡的万祚新刻写蜡纸，然后寄回西安，油印出200多册。邮 票范围扩大至1973年。
1973年12月，成都汤德铨参考“西安目录”也编印出一本 油印的“文革”邮票目录，后来还有续篇。该目录的说明中提到 居洽群通过与原来熟悉的邮友通信，形成了一个集邮联络网。

　　“文革”邮票目录的诞生，是对“文革”压制集邮活动的一 种抗争，是对患难之中的集邮者莫大的鼓舞。
1976年11月，在北京还出现过一本名为《毛主席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一闪耀在中外邮票上的毛主席光辉形象〈资料集〉》 的油印小册子，编者署名：朱祖威。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新中 国成立后发行的印有毛主席形象的邮票；二、解放前各革命根据 地发行的毛主席像邮票；三、世界各国发行的毛主席像邮票。这 本毛泽东肖像邮票目录首次披露了有关1968年9月18日计划发 行的“毛主席为日本工人题词”邮票的情况。小册子印量200 本，32开，26页，使用胶版纸誊印，由于采取五色套印，邮票 图案非常清晰，其刻印、装订的髙水平，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 不易。

　　二、集邮宣传与交流
　　1.报刊对邮票的报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偶尔在报刊上出现一点新邮票发 行的消息外，有关邮票和集邮方面的报道几乎一片空白。对仍然 关心集邮的人士来说，总希望能在报刊上见到一点与邮票有关的信息，切盼之情如久旱之望甘霖。

　　1967年4月发行‘‘文1”邮票之后的一段时间，国内报纸上 还刊登新华社发表的新邮票发行消息。这些消息内容都比较简 单，除了便于群众使用新邮票的目的，还含有配合宣传“文化大 革命”伟大胜利的用意。但是，从1968年8月发行“文 13” 一 “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以后，新华社不再发表新邮票 发行的消息。一直到1973年以前，在国内的中文报刊上均见不 到有关邮票的消息，只有对外宣传的杂志上不时刊载一些中国的 新邮报道。如英文版的《中国建设》、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 道》等，有彩印图案的邮票报道。国家进口的阿尔巴尼亚、朝 鲜、越南、罗马尼亚等国的画报上也曾出现过这些国家的新邮票 图案，有机会接触这些外文期刊画报的集邮者，对这些零散的邮 票信息都是如获至宝。

　　1973年5月18日，新华社发出一则电讯《庆祝“纪念班达 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揭幕一一斯里兰卡邮电部发行纪念邮票》。 这篇200字的报道中介绍说：这枚纪念邮票的正中是会议大厦的 图案，右上角有斯里兰卡已故总理班达拉奈克的画像。该国邮电 部当天在这座国际会议大厦的邮局“把贴有这种纪念邮票并加盖 特别邮戳的信封送给了中国特使徐向前”。
同年5月25日，新华社另一则电讯题目是《埃塞俄比亚为 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十周年发行纪念邮票》。文中介绍了这套 邮票有5枚，每种邮票上都印有“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和“非洲 统一组织十周年”的字样。还特别强调：“这些邮票以生动的图 案反映了非洲国家和人民十年来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 中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非洲人民要求团结统一，完全解放非 洲内地的殷切愿望。”

　　几天之内由新华社发出两则有关邮票的电讯在许多集邮者看 来意义非同一般。其中介绍中国特使接受馈赠的纪念邮票首日封和评述外国邮票发行的特殊意义，这些内容更是当年所罕见的。
　　1974年9月3日，《体育报》介绍了伊朗为第七届亚运会发 行的一套纪念邮票，并刊发了 8枚邮票图案照片。同年8月26 日，《参考消息》报道了莫斯科高尔基公园旁的邮票交易活动。

　　1974年，上海发生过追查“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事件。 有人反映，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陈纪昌家中收藏有这种邮票，结 果陈教授住宅遭到搜查。因为收藏“文革”中取消发行邮票的 “罪名”，陈教授被拘留审査，邮票被没收。这个事件虽是对一位 坚持集邮者的冲击，但对更多的集邮者影响很大，人们如同惊弓 之鸟，议论纷纷，都对集邮者的命运表示担忧。
　　
　　不料1977年，追查“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事件再度重 演，这次又有集邮者因此被拘留关押，还有一批集邮家受株连， 或被调查，或遭讯问，影响波及面之大，使众多集邮者不寒而 栗。“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仍 未完全消除。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恢 复集邮业务，开展集邮活动，还只能是人们的盼望。这一时期， 集邮对许多老集邮家而言，更多的是一份苦涩。许多人被查抄走 的邮品尚不知下落，有的人面对劫后残缺的邮集不忍再看，有的 人感叹被耽误太多的岁月，重新集邮从何做起。因此，这一时 期，集邮活动仍处于一种不被社会肯定，仅限于集邮者自发联络 交流，十分缓慢地恢复的状态。

　　1977年7月，《光明日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 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为大规模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8年，《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有关邮票、邮展和集 邮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

　　1月27日，《光明日报》在第三版“文物与考古”专栏发表 邮电部原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编写的文章《湘赣边区的邮政―介绍几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文中着重介绍了毛主席朱总司 令关心邮政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当时递送信件的情况。随文 还刊出当年保护邮政的文件及4枚边区邮票的印件。
10月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刊登新华社记者朱荫枝发自 布拉格的通讯《布拉格世界邮票展览》。文中的三个小标题分别 为“邮展和比赛"、“中国的展出”、“广泛的集邮活动”。文章介 绍了 9月8日至17日在布拉格举行的1978年世界邮票展览，中 国应邀参加正式展出，展品是新中国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

　　在这篇通讯中还专门报道了一位国内熟知的外国集邮家： “在伏契克公园的展览大厅里，日本集邮者水原明窗展出了他精 心收藏的1930-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数百张邮票。 这些邮票都是当时中国革命根据地发行和使用的。从1930年到 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而这些邮票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 可见这位日本集邮者是花费了心血的。”这篇通讯不仅以国家通 讯社的形式全面详尽地对国外邮展进行综述性报道，而且专门提 及展出中国解放区邮票的外国集邮家水原明窗，文章中的“集邮 者” 一词，对广大中国集邮者而言仿佛在当时沉闷的政治气候中 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

　　10月6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漫话邮票》，作者沙 子芬当时是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主任,该报1月27日那篇文 章也是他应报社之邀撰稿该文从中国古代通信到现代邮政的 建立，直至发行的邮票，作了概括的介绍。文章最后特别提到中 国邮票公司已于7月1日成立，哦嵋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科教 片《中国邮票》，以及《集邮》杂志亦将复刊等信息。

　　1978年4月26日，《体育报》的“国际体育之窗”副刊刊登 了《世界各国体育邮票简介》，文中附有10多幅邮票图案。11 月《人民日报》出版的《战地》增刊第2期，登载了《我国第一 套邮票发行一百周年》。12月，声林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刊登了《有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解放区邮票》。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介绍有关邮政和邮票方面的知识，尚未 明言集邮。这反映出集邮者和新闻单位当时对公开宣传集邮尚有 顾虑，于是以宣传邮票来间接宣传集邮。尽管如此，这类10多 年未见报端的文章，在集邮读者中仍产生了共鸣，他们相信，彻 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面恢复集邮活动的一天为期不 远了。

　　2.编印邮刊
　　中国集邮者历来重视集邮研究与交流，即使在三四十年代战 乱时期，许多集邮者仍然克服各种困难，编印邮刊，开展研究与 効I。“文化大革命”期间，集邮者的研究与交流仅限于编印 “文革”票或解放区票目录，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出现了民 间邮刊。
　　1977年5月，一份名叫《春风邮刊》的16开2版油印小邮 刊问世了。第一期发表编辑组的文章《让春风吹遍邮园》，在这 篇类似于发刊词的短文中写道：
“深受‘四人帮’严重摧残的集邮活动，曾长期处于停滞状 态，现在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与发展……《春风邮刊》是一份 业余编写的小型集邮刊物。它以介绍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各个革 命历史时期的邮政、邮票以及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为 主，介绍集邮知识，研究和讨论有关邮票史实，及时报道新邮发 行情况。此外也刊载有关我国邮政史、邮票史等各种邮学史料的 专门性的研究文章。”文章最后充满激情地期望：“使我国的集邮 能有一个蓬勃的发展，使‘集邮’这个大花园也来一个‘百花齐 放’，让春风吹遍邮园。”《春风邮刊》是“文革”结束后国内最 早出现的民间邮刊。

　　这一期还刊载了介绍邮电部同年5月9日发行《罗马尼亚独 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的文章《东欧的雄狮》，是一篇新邮背景史料介绍。还有一篇《国际函件资费表》，根据同年1月1日起 邮电部对国际函件资费进行调整后的标准制定，这是一份对集邮 者很有参考价值的邮政史资料。另外，该期还刊载了三则新邮报 道，分别介绍了 2套纪念邮票和普18的发行简况。《春风邮刊》的编印者是俞炳森（浙江金华人当时是浙江 诸暨江藻供销社营业员）。俞炳森10岁开始集邮，长期坚持收集 与研究并重。在“文革”期间仍与一些集邮者暗中保持联系，相 互交流邮票和信息。“文革”结束后，俞炳森产生了办一份民间 邮刊的念头，他征求了杭州、上海、无锡等地一些邮友的意见， 多数人虽表示赞成，但仍心有余悸。邮刊取名“春风”是寓“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为了不过于张扬，该刊仅在一些 保持通信的邮友中分发，印量仅50份左右。

　　《春风邮刊》从7月份发行的第3期开始扩大为4版。这一 期发表了两篇集邮研究文章，两篇报道和史料，其中《文革期间 未发行的一枚邮票资料》，披露了原订于1968年10月1日发行， 后又停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有关 情况，内容准确，是国内对此票较早的报道。作者署名“方寸痴 人”。
另外全文转载了 1977年4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 新华社东京电讯《日本朋友通过收集中国邮票的活动宣传和介绍 中国，为进一步增进日中两国人民友谊作出贡献》。这篇文章的 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文章内容本身一中央一级报纸报道国外 集邮活动，说明集邮在国内已开始被重新认识，全面恢复集邮活 动已经指日可待了。

　　《春风邮刊》1977年9月24日出至第5期后停刊。在《暂时 停刊启事》中说明：“因纸张困难，无法解决，决定自本期以后 暂时停刊。今后将视纸张供应好转的具体情况再行复刊。”实际 上，停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传来长沙戴无涯因为收藏有“全国山一片红”。

　　由于十余年缺少与国外的集邮交流，国内集邮者对国际集邮和邮票的发展极为陌生，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国外不法分子的乘机作 乱。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一批批图案美观，题材新颖的“花 纸头”大量涌进国内。中国集邮者以十分惊喜的心情购买这些物 美价廉的“外国邮票”，由此造成“文革”后国内第一次假票泛 滥之灾。

　　三是一批中青年集邮者的异军突起，其中有些人从“文革” 前学生时代开始爱好集邮。这批集邮者“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多 的冲击，但是原来收藏的邮票数量和水平均有限，这一时期，他 们集邮的劲头很大，收获也很大。一些老集邮家放弃集邮后，出 让的集邮品大部分由这些中青年集邮家购买了，从而使他们的藏 品和邮识有了质的提高。其中一部分人，以后经过努力，邮集达 到很高的水平，成为八九十年代活跃于中国邮坛的骨干力量。

　　这一时期，集邮者们收集研究的热点之一是“文革”邮票。 “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印量大，版式变化多，还有数种印制完 成又取消发行的邮票。由于历史原因，各类邮票发行的资料都很 缺乏。这些情况本身具有的研究价值，很快引起集邮者的研究兴 趣，成为邮友之间通讯或交谈中的重要话题。当时，民间油印的 邮票目录和邮刊很受青睐，各种邮票资料的“手抄本”在集邮者 中广为流传，许多人设法相互借阅、传抄，成为当时的时代背景 下集邮者们探讨、研究过程的一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