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集邮活动在摸索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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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票公司营业厅内外形成了一个以集邮者为主体，以交 换邮票为主，买卖邮票为辅的活动场所。集邮者手中拿着集邮 册，供人挑选交换。在这块交换场地中，邮票种类较多，除了新 中国邮票外，还有清代邮票、民国邮票、中低档的解放区邮票， 以及外国邮票。交换方法还是采用五六十年代的方式，以票换 票，差额可到邮票公司里买一两套邮票相抵，或是直接用钱找 补。他们既交换邮票，也交流邮识，还传递一些集邮信息，这里 是集邮者调剂余缺的好去处。进入80年代后，交换邮票场地的 内容性质逐渐变化。“倒卖邮票”的人数迅速扩大，逢节假日均 有上千人聚集在中国邮票公司门前的马路上，进行邮票交易。凡 是邮票公司没有的，在这里多能买到。因无任何政府部门出面管 理，邮市处于自然状态。但北京出现过多次对邮市围抄的事件， 有关部门认为“影响市容”。这种查抄收缴行为在1984年、1985 年发展到顶峰。由于法律不健全，执法人员在围抄没收邮票后不 给予收据，使不少前来交换邮票的集邮者蒙受损失。

　　上海的集邮市场最初也是在上海市邮票公司营业厅内外形 成。节假日，营业厅内外挤满了人，交易的票种远比邮票公司的 齐全。在思南路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星期天有近千人在 这里买卖邮票。有的当场成交，有的因数量大或涉及珍贵邮票， 便在此谈妥价钱，易地交讫票款。此市场也难免遭受围抄的命 运。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1月28日广播：近期一次围 抄，没收了非法市场的1万多枚邮票……

　　其他大城市的邮市状态与北京、上海差不多，有的也遭到围抄没收的打击。
　　
         北京的集邮市场规模在全国是最大的，影响也最大。到 1982年，北京的邮市不只由北京集邮者、邮商构成，外省市集 邮者以及邮票行商到此买卖邮票的也不少。北京的邮市在“非 法”中走向繁荣。虽经五六次大围抄、大收没，被迫易地五六 处，而每驻一处皆现兴旺。邮市顽强的生命力，得以市场经济的 支撑。

　　市场的呼唤，使邮市的邮品品种非常丰富。有来自山区甚至 太行山解放区的实寄封，也有老集邮家的藏品，一些不见经传的 珍稀邮票也出现了。1980年，有人出让大票幅的“一片红”，索 价400元、“全面胜利” 450元。因为这2枚邮票当时未见记载， 北京几位集邮家都未敢染指。小票幅的“一片红"时价300元可 以成交，因为此票敏感性太强，卖方恐遇不测，大多在邮市上谈 妥邮票，易地出手。“文革”票最为抢手，一是集邮者买进补缺； 二则流传至国外的“文革”票标价很高，有的香港邮商在北京找 人代为收购邮票，使“文革”票价格日日攀升。到1981年夏，文4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新票5枚已卖到100元，文12 “毛主席去 安源”卖到5元1枚。

　　这个时期，有些邮票行商开始“上山下 乡”，到山区农村或是自已插过队的地方收购信封，到农村供销 社邮票代售点收购积压的邮票。1982年一批“文革”普票上市， 其来源是偏远山区。收购上来的实寄封较有价值的，见有 1957—1959年的美术邮资封，每件5元至10元不等，这些封大 多也收自偏僻地区。有些家藏的邮票，也被发掘出来。80年代 初，天津一位从事邮票买卖的人，以每枚1分钱的价格在锦州郊 区收购数万枚日本早期的新套票，其中包括公园票、航空票等 等。市场使一些“死”票活了起来，市场为邮品的流通创造了条 件，这对广泛开展集邮活动，发展中国的邮票业都是有利的。

1977年1月8日，邮电部发行《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邮票。 在北京各支局出售时，络绎不绝的购票人群中不但有集邮者，还 有相当多的不集邮的群众。他们以怀念周总理、憎恶“四人帮” 的复杂心情，购买这套金光闪闪的邮票。市内一些邮局很快售 罄，近郊邮局卖得也很快，它成为十几年来人们购买最踊跃的邮 票。有的集邮者还自制了首日封实寄，留住这个新时代之初的值 得纪念的日子。严冬之后，使人感到几丝集邮复苏的暖意。

　　1977年初春，北京一些集邮者先就活跃起来。他们串联约 会，沟通信息，商讨邮事，还相互补充“文革”中散落或遗漏的 邮票。朱祖威当时有一张“毛泽东为日本工人朋友题词”邮票的照片，他说是在1976年从一位女医生那里拍下的。这张邮票是 女医生从河北保定来信的信封上洗下的，邮戳盖在左下角，戳文 为“河北.1968.”。朱祖威以集邮者特有的敏锐，判定这是一枚 未发行票，在动乱的年月流出而贴用，邮票十分珍贵。

　　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朱祖威与周围中老年集邮者形成了一个活跃的集邮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均有较深的集邮资历，丰富 的邮识，藏品具有一定水准。他们的集聚使个人的集邮活动能力 得以充分发挥。1979年成立的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就是以他 们作为该会的骨干。

　　1978年，开始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将当时 查抄的邮票归还集邮者本人。但是，由于北京红卫兵的抄家行动 早于其他省市，许多査抄物品没有登记在册，致使相当多的集邮 者的邮票无处查找。

　　上海是中国集邮的发祥地，集邮在上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文革”中，上海也是集邮的重灾区，在恢复时期，上海的 步子迈得也很快。在这个时期，刘广实是上海集邮界的活跃人 物，他与上海集邮家以及中青年集邮者都有密切交往。他的家成 为中老年集邮者的聚会场所。交往中，邮友间以邮会友，以诗会 友。还编辑刻印了《集邮人唱和集》，收录了这些诗文。

　　70年代末期，上海市有关部门开始退还“文革”中查抄的 邮票。由于査抄的邮集大部分登记在案，并在上海市博物馆保 存，因而使许多邮集能顺利地物归原主。在退还过程中，有些珍 贵的邮集，如“清代台湾地方邮票”邮集等，经过商议，邮政部 门收购了几部。

　　1979年9月，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到上海，带来一些参加 国际邮展的展品复印件，如《中国海关邮政史》、《中国人民邮政 邮票》、《东北近代史》等等，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上海集邮家也 挑选了一些藏品供水原明窗观看、研究。双方还对早期的邮政邮 票史进行了切磋。这次会见是“文革”后上海集邮界第一次正式 国际交往活动。

　　这个时期，上海市基层的群众集邮活动也很活跃。1979年9 月15日，上海市少年宫举办“少年集邮展览”，在少年中推广集 邮活动。10月23日，闸北公园举办的“中日邮票展览”吸引了这些史料和实物引起不少观众的兴趣。邮票部分展品丰富，按发 行时间的顺序展出。商埠邮票和各类邮政用品。清代邮政 的大龙、小龙、万寿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还有一些试色 样票。民国票中，珍罕的加盖“临时中立”展出23种。火解 放区邮票中，有引人注目的湘赣边省赤色邮票、苏维埃花卉图邮 票以及华北、华东等7个解放区发行的邮票。其中名贵的票品 有：晋冀鲁豫代邮券8种，抗战军人销印封等。新中国发行 的各种邮票。展品以馆藏的为主。

　　这次邮展影响很大,外省市及香港等地的集邮组织及个人有的 专程赴津参观。后来展品经补充调整，又到北京、广州两地展出。
除上述几个城市外，江西省也是集邮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1979年10月1日，南昌市邮政局集邮门市部在南昌八一公 园邮电所开业，广大集邮者纷纷来此购买邮票，交换邮票，一个 自发的邮票交换市场随之形成了。
1980年9月，南昌市第二十中学举办“社会主义好”集邮 展览，共展出中外邮票近3000枚。这是“文革”后江西省的第 ―次邮票展览。这次展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江西日报》、 《南昌晚报》以及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对这次邮展先后 作了报道。

　　1981年4月至1982年12月间，南昌市残疾青年王云骑自行 车游历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沿途收集邮政日截并寄 发实寄封达300多件。王云这种不畏艰险的集邮旅行，获得了各 地群众的赞赏。1982年1月，王洪新用王云沿途寄给他的实寄 封编组了一部《残疾青年旅游全国实寄封》邮集，参加了广州 “第二次邮票展览(体育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