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邮评 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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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 1987年5期
关键词：集邮贩子邮票
高原

几乎所有的报刊宣传都异口同声地说：集邮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然而人们又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邮票实际上和所有的商品一样被交易和买卖着，象所有的有价票券一样被储存和抛出；经济活动中一切正当的和非法的、光明正大的和卑鄙龌龊的现象集邮中都存在。这和集邮本身的高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有关部门和各方人士纷纷发表看法，从集邮的基本理论到具体的措施办法都产生了不尽一致的意见。本文旨在通过揭示近几年集邮从狂热到降温的曲折过程，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

发烧的邮坛：幸与不幸

集邮热是从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这热情的基础首先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安定环境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可以花几十块钱去购头全年发行的J（纪念）T（特种）邮票。人们被漂亮的图案所吸引，渐渐认识了邮票的文化艺术价值，从而进行收藏，观赏，研究，应该说，这是集邮队伍中的主流。

集邮者之间互通有无，进行交换，本是完全自然、正常的现象。或以票易票，或以钱购票，都无可指责。然而在后来几年的交换中，“物以稀为贵”的心理使一些人开始狂热地搜寻珍稀票。我国“文革”期间印制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在规定发行日之前突然发现台湾未抹上红色，于是立即取消发行，唯有外省个别邮局提前发行，致使一小部分“片红”流入社会，成了珍稀之物。国际市场的最高售价曾达3000英磅。另一枚印有历史人物蔡伦头像的邮票，因生卒年错印成了公元“前”而身价百倍，于是有人愿以2000元购入。一些人猎奇求稀的心理已达到了畸形的程度。长城普票因是近年来邮件上的常客而被邮迷们笑为“万里长城永不倒”。可有人从印刷的废品中非法偷出齿孔打歪的四方连长城普票，因稀而贵，售价300元。同样，又有人窃走无齿孔四方连长城普票，多年后突然出现在浙江诸暨县街头，售价500多元。

这种变戏法般的邮票增值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集邮作为储蓄和保值手段的念头慢慢渗入更多人的心里。有的人甚至把独生子女费全部买成邮票，说这是“为子孙造福”据北京东城集邮协会一位同志介绍：他们那里的会员20%是为孩子攒邮票。香港一家杂志公开载文，标题就是“集邮自有黄金屋”。人们不一定看到了这篇文章，但受到这类思想的影响则是事实。这事实无疑是为集邮热平添了几把干柴。

集邮队伍的迅速扩大使得邮票的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专门以倒卖邮票为业的邮票贩子应运而生。他们的活动非常活跃。平时游手好闲，一到邮票发行日就争抢排队，整版整版地大量“吃进”，这边刚刚吃进，走不出50米远就“倒”开了。家住中国集邮总公司附近的一位青年工人，提着瓶子出来买醋，身上带上几千元，到集邮公司门前一转，顺手以150元一版（已比邮票面值高出20多倍）从一个倒爷手里买进十几版生肖票。买完醋又经过这里，转手以每版180元将票倒出。转眼之间，几百元钱已经进了腰包。

一些邮票贩子自己排队排不过来，便雇小学生去干。报酬十分可怜，排好几次队才挣两毛三毛。这些小学生为了几根冰棍钱，鬼迷心窍，作业不做了，学不上了，心灵也受到极大的污染。在中国集邮总公司门前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情景：一个豆芽菜身材、戴眼镜、背书包的学生站在一个倒爷跟前，这倒爷是个老头，脖子缩在破棉袄里，黑皮包挂在胸前，递给学生10元钱吩咐道：“收进便宜货，有你的好处！”看来那学生经常混迹这里，很精于此道，只一会儿功夫，便拿着一本集邮册来找老头报功：“我用你那些大团结从傻小子手里硬砍进来的，还不扣两分（指给他两块钱报酬）？”老头只给了他一元钱，学生悻悻而去。

倒爷们的囤积居奇使邮票更加紧俏。1980年，我国发行生肖猴票，印量不足800万枚，发行半个月后柜台上仍有售。而随后发行的生肖鸡、狗、猪等邮票，渐增印到1200万枚，发行当日，即告售缺。愈缺愈热，愈热愈俏，终于在1985年4月，梅花小型张特种邮票发行之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米宽、几里长的人流从中国集邮总公司的营业部一直排到宣武门。有人说足有两万人，有人说三万。公安部门出动了1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连倒爷们也目瞪口呆，雇上七八个人排一天队也才买十几枚。就这样，2元钱的梅花小型张转手就变成了7元。在上海，在南京，在杭州，在许多城市的邮票公司，门窗被挤碎了，柜台被挤翻了……

疯狂的集邮热冲击了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人们集邮的渠道。“文革”前，人们主要通过收集被盖上邮戳的、实寄过的邮票来集邮，靠买邮票不算本事。因此，在人们眼里实寄邮票比没有使用的邮票收藏价值高。现在则刚好相反，目前全国J、T票信销率不足5％，另95%根本没有通过邮政，直接进入了邮迷们的集邮册。集邮，名曰：“集”邮，实为“实”邮，J、T邮票已失去了邮资凭证的意义，成了专门为集邮者生产的、专供他们收藏的微型艺术品兼有价票券分。

邮坛在狂热中壮大着，邮坛也被狂热锈蚀着。发烧的邮坛，幸是不幸？

降温的邮坛：是忧是喜

邮票贩子的活动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人们纷纷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

对邮票贩子的第一次打击是发行狗年小本票的那次。当时的实际印量是100万本，数量不算大，但只集中在几座大城市发行。那到清早，北京工人体育场便排起了长队，大约有四五千人。规定每次只卖2本，当队伍慢慢消肿后，倒爷央求一次卖他10本，此刻他书包里已有五六十本之多。可二十天后，国家市场仍有狗年小本票出售。贩子们沉不住气了，纷纷抛售，原价8角一本现在只好卖7角。他们苦着脸说：我们吃这碗饭不容易，连卖摩托车的钱都弄到这上面来了。可邮票公司轻而易举就涮了我们。

那次梅花邮票发行一个月后，熊猫邮票迈着蹒跚的步子登场了。这野生动物的明星，却被邮迷们视为邮坛高温的克星。

鉴于梅花票发行时的狂热场面，这回公安分局的领导来到亲自坐镇。人们不知道发行数量，仍拼命抢购。后来有消息透露说这次仅小型张的印量已达1200万，邮票贩子立刻傻了眼，第二天就跑到街头抛售，3元钱的小型张降至2元8角，马上又降到2元5角。

这种扩大邮票发行量而事先又不公布印数的作法效果究竟如何呢？贩子们叫苦连天自不必说，集邮爱好者也很不满，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说：臭了街的邮票，集什么劲儿！当然也有人对这说法持不同意见：集邮者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就是使印量保持在“物以稀为贵”的限度内吗？不管怎么说，扩大发行量的客观效果是：缓解了邮票供求紧张的矛盾，平抑了集邮市场的价格，同时也使得集邮热降温，甚至有些邮票出现了滞销现象。集邮总公司的负责同志说：超量发行不是长久之计。到于今后以多少印量为宜，看来不仅是个实际问题，还是个理论问题。

对邮票贩子采取的另一手是公安部门的“赶”和“抄”。各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自发的邮票交易市场，邮迷和贩子鱼龙混杂，真假难辩，交换手段差不多都是以钱购票、以票易钱。合法非法的界线在哪里？是以钱的数额为标准还是以动机为凭证？动机又怎么去考察？干脆来个一网全收，再一个个审查。可这一网下去抄得怨声载道。黑龙江某市用此作法，却网进了一个规规矩矩想寻找一枚珍稀邮票的教授。这教授集了一辈子邮，从没栽过这么大的面子，现在却要单位保卫科来领人。他气得集邮册也不要了，拂袖而去。

一些公安干警诉苦说：有些明显的违法行为我们有法可依，比如伪造、偷窃邮票、邮电工作人员渎职等。有个青年学生把画册上我国仅存的孤品—解放区“稿”字四方连邮票的照片剪下来，经过一番精心处理后行骗。一位集邮50年的集邮家求珍心切，竟被骗去万元巨款。另有苏州某邮局开箱员，从1983起就隐匿大量开箱邮件，共盗去未盖销J、T票2000余枚，面值近800元，后抓获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抓判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可是交易市场上的一些邮票贩子，看着该管、该抓，可处罚起来又没有依据，实在头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只轰不抄。

可轰是轰不散的。有一条街是两个区的交界，甲区的治安人员把贩子轰到街的那边—眼不见，心不烦；乙区戴红箍的又把贩子轰到街的这边—不在我的管辖之内。贩子们自称为“打不垮的游击队”。

尽管贩子们依然活动，但毕竟锐气减了不少。而这张轰、抄的大网，对网内网外的邮迷们也起着威慑作用。交换场所由此慢慢萧条。

当然，集邮热降温还有其他因素：有些邮票印刷质量差；近年来发行的J、T邮票人头像过多，邮迷开玩笑说“快成相册了”。再加上邮票面值过高，各地滥制封、片、卡等邮品，这无疑给高烧的邮坛泼了冷水。

邮坛降温了，邮迷们理智了。细细思考一下，当喜当忧？

退烧后的思辨

邮坛从狂热到降温的曲折过程，实际上揭示了集邮管理体制和集邮活动中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如集邮的性质是什么？邮票有没有二重性？还有诸如邮票的流通渠道、交换问题、买卖问题等，都日益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有人坚决主张纯洁集邮队伍。他们斥责邮票贩子为邮坛的败类，不齿于与那些集邮储蓄、集邮保值的人为伍，甚至不同意说集邮是一种收藏活动，似乎只有研究文化、历史，写论文，成“家”，才叫真正的集邮。而实际上，纯而又纯的集邮者究竟有多少呢？在从事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含有各种合法的物质考虑，这是邮票的商品属性所决定的。集邮的过程也是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一味地强调集邮的高雅和纯洁并不能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也有人主张干脆取缔邮票交换市场，使邮票贩子无生存之地。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交换市场几经打击和取缔，结果仍是死而复生。集邮离了交换就无法生存和发展，而交换又无法摆脱价值规律。事实说明，堵塞不如疏导，封闭不如开放。与其逼迫它消极地转入地下，不如公开组织邮票市场，以建立明确的集邮法规和管理条例，结束无法可依的局面。有关部门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苦处颇多。如北京市邮协曾和一些公园联系过，结果不是地租索费贵得惊人，就是不欢迎集邮交换者而告吹。至今，偌大个首都没有一个象样的公开交换市场。

既开放交换市场，就无法回避邮票贩子的问题。是否经营邮票取得赢利为目的，这不是判断一个人违法不违法的标准。既然一些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商贩可以把彼地的服装翻一位的价格卖到此地，那么邮票贩子也可以领取执照，缴纳税收，做一个守法合法的邮商。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活跃商品市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纯洁了集邮爱好者队伍。集邮者就是集邮者，邮商就是邮商，身分明确了。今年北京地坛庙会上，东城邮协为20多人办理了临时执照，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一位法律工作者指出：开放集邮市场，建立切实可行的集邮法规，将邮票市场的经营活动纳入国家法律秩序的轨道，这是繁荣我国集邮事业的必由之路。

热切关注邮坛的人们期待着，500万集邮爱好者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