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术家杨白子谈“文革”邮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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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文革’邮票的设计是奉命之作、跟风之作，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方寸美’。”这句话有些偏激，实在不敢苟同。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是为那一代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一代就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生活与美学》）我们应当以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审视“文革”邮票的设计特色，从中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杨白子，女，1939年11月生，原籍广西桂林。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璜专业，从事邮票设计工作十年。设计过《服务行业中的妇女》、《普无号》、《红旗渠》、《轮船》、《工业产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等19套邮票（含与人合作）。1976年后从事书籍装帧工作，退休前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1965年夏天，杨白子从广州美术学院装璜专业毕业，分配到邮票发行局从事专业设计工作，她和卢天骄、潘可明、陈晓聪组成一个女子四人小组，共同承担《服务行业中的妇女》邮票的设计任务。她们在北京郊区的通县观察理发、餐饮、医护行业，在房山县跟随背着竹篓的售货员爬山送货，在列车上、汽车上了解列车员、售票员的工作，随后根据生活体验各自构思画出草图，再经过多次协商、修改，最终完成了10幅图稿。


    这套编号为特75的邮票，因“文革”开始而成为那个年代最后一套特种邮票。这套邮票属于宣传画一类，画面并不复杂，都集中反映了主题——服务行业也是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10-1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主图是怀抱毛泽东著作、英姿飒爽的服务行业女职工，上端是“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大幅标语。前面是金灿灿的向日葵。10-2为“一切工作为革命”。主图为列车员微笑地帮老大娘背东西，挽着老大娘的胳膊送她出火车站。她们身旁是一辆列车。10-3为“农村卫生员”。主图是肩背药箱的卫生员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背景是金黄的田野和田间劳动的农民。表示卫生员送药下乡，为农民治病。从画面可看出她行路很艰辛和兴奋。10-4为“保育员”。主图是保育员领着孩子们做游戏。10-5为“清洁员”。主题为手拿着扫帚、身背着垃圾和清洁员正在清扫马路。10-6为“理发员”。主图为手拿吹风机和梳子的女理发员，背景是镜子和理发工具等。10-7为“汽车售票员”。主图为手拿票夹和铅笔、肩背票袋的女售票员。背景为公共汽车和树木。10-8为“背篓商店售货员”。主图为身背装满花布等商品背篓的售货员行走在乡村小路上，背景为梯田和山丘。10-9为“食堂服务员”。主图为一手拿筷子一手端饭的食堂服务员，背景是清洁整齐的碗柜和保温桶。10-10为“乡村邮递员”。主图为邮递员背着“中国人民邮政”字样的背包，骑着自行车奔驰在乡间大道上。自行车上的邮袋里放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


   “红旗渠”这套邮票以雕刻版的线条和点子，作出松树山石的轮廓形象和主要层次，辅以影写版的色彩和层次的细部变化，产生了英姿挺拔、瑰丽多彩的印刷效果。《服务行业中的妇女》是为了歌颂妇女在经济建设特别是服务行业中的重要作用而发行的。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张蕴为发行“服务行业中的妇女”特种邮票提词：“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为出发点。以各个服务行业岗位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革命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勤务员。” 赶上 “文革”邮票设计这班车邮票这一艺术形式，一直令杨白子心驰神往，而命运的安排让她不早不晚地正好赶上“文革”邮票设计这班车。邮票发行局宋局长曾经描述邮票这个“国家橱窗”时用16字作了生动概括；“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古今中外，上下千年。”那令人心潮激荡的话语很快就被“文革”的大潮所淹没。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邮票文革期间从1970年8月1日开始，纪特票不再分为纪念和特种，一律以编号发行，编号邮票中志号第一套的就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全套6枚彩色印刷，在杨白子设计的邮票中，《智取威虎山》是她的代表作。第一枚邮票图为杨子荣，第二枚为深山问苦，第三枚为穿林海，第四枚为发动群众，第五枚为胸有朝阳，第六枚为胜利会师。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邮票中第二枚也有智取威虎山。有邮友对编号票1-6《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对军服提出质疑，二是这套邮票发行的间隔时间长达一年又五个月，是新中国邮票之最，原因是什么。原来江青本人不仅要求“样板戏”的剧本和演出场面要“三突出”，而且要求对外宣传的宣传画和剧照也要一律体现“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而事实上“样板戏”的许多公开亮相的剧照都是由江青本人亲自审定的。杨白子回忆说，这套邮票的第一稿设计出来后送交国务院宣传组王曼恬审查。王的意见是“所有邮票的图稿都必须是江青审定的剧照”。于是杨白子不敢怠慢，在中国京剧院的帮助下，完成了五幅剧照的筛选，即邮票上的1—5图。军服与剧照息息相关，这就更进一步地证实了邮票上杨子荣等人的军服突显的“文革”特殊年代的特征了！这套邮票是1970年8月1日发行的，但8月4日才补发了通知。但8月1日只发行了第一枚“杨子荣剧照”和第三枚“穿林海”。两个月后发行了第二枚“深山问苦”、第四枚“发动群众”和第五枚“胸有朝阳”。又隔了近15个月发行了第六枚“胜利会师”。一套邮票分两次发行并不鲜见，间隔几个月在“文革”中更是家常便饭，而分三次发行的也绝非《智取威虎山》一套，还有“文7•毛主席诗词”和“文14•南京长江大桥”。但一套邮票前后拖了近17个月可谓绝无仅有！这套邮票的第六枚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非一年半载后追加的，因为1970年11月1日发行的《严惩入侵之敌》为编号7，已经为“胜利会师”留出了6号位。据悉原先第六枚为“会师百鸡宴”，场面大，人物杂乱，在场景上无法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与“三突出”不符，使设计一度陷入困境。后来杨白子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现了一幅杨子荣与少剑波、常猎户、小常宝四人在红旗前握手亮相的剧照，尽管在风格色调上上与前五枚有些许差异，但仍是很不错的一幅。尤为重要的是这幅剧照也是经过江青审定过的，符合审定部门的要求，的确令设计人大喜过望。经过一些技术处理，就用这一幅“智取威虎山”一场景的近镜头特写，但小常宝的衣服和杨子荣身上的“值星带”更红更醒目了，英雄人物也随之更突出了，由此留下样板戏“不断修改”的印记。这枚邮票拖了近17个月后才问世，上述的周折显然是原因之一。


    1969年5月，邮票发行局被撤销，邮票设计人员大多数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只留下较年轻的杨白子与张克让、李大伟以及库房的几个作为留守组，合并到北京邮票厂。由于设计是第一工序，他们同属军事化编制的第一连，在凹印车间制版室内为们安排了小桌椅。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挖防空洞、制砖、烧窖（邮票厂负责全宣武区的防空洞用砖），还要定时下各车间当班，还有居委会按人头派下的砖坯任务。《普无号》邮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杨白子当时为胶印车间双色机设计了“工农兵”（《普无号》第一组）以及一些邮资信封，因时间比较急，审批也顺利。其后战备票的设计，从开会决定选题到拿出方案也是仅7天时间。那时画邮票，车间里不方便就跑到库房外侧的小房间干，“文革”以来的几本画报成了手上仅有的参考资料。这是一个短暂的计划失调的时期，《普无号》邮票设计上的不统一和印刷组糙，就是明显的印记。待邮票组成立，在三车间有了专用办公室，有些选题因早作计划，还可以有时间摆弄木刻刀搞几色套印的版画图稿，设计也就逐步走上正轨。“邮票寻回自己的特色” 杨白子用一句话概括“文革”邮票设计前后的变化：“邮票寻回自己的特点”。非常中肯恰当。歌德说：“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邮票设计家们面对的，不是邮票的方寸票幅限制，也不是邮票印刷技术的限制；而是极左思潮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对邮票设计创作的粗暴干预和束缚，致使“文革”邮票一度成为清一色的“语录牌”和“宣传画”。著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痛心地说：“我深切感到这一时期是我国邮票设计、发行上的倒退”。“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富有正义感、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的邮票设计家，只要有机会让他（她）拿起画笔设计邮票，他们就千方百计在种种“限制”中让“邮票寻回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努力发掘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最优秀最本质而又最适合于在邮票上表现的题材；最大限度地调动邮票的各种原素——票形、票幅、色彩、边框、文字、布局等，使每一幅设计图稿最适于邮票印刷，其艺术效果又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发行的“文”字邮票和编号邮票有人认为“是国际邮票史上的极为奇特的一组邮票”。长期以来，对于“文革”邮票的设计特色与艺术风格，人们总是一言以蔽之：“红太阳、红海洋、大票幅；人像多、口号多、文字多”，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或借鉴的东西。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细心鉴赏“文革”邮票，你会发现：从“文”字邮票到编号邮票，它们的设计不是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它们中间有明显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邮票设计都“告诉”我们丰富的历史信息。从新中国邮票史的整体看，“文革”邮票并非孤立地产生和存在的，它与此前的老纪特票及后来的JT票，在邮票设计的特色与风格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承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