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图】中国分省地图册的开山者～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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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一个国家没有一张自己的地图会怎样？

在看中国地图的时候，希望你能想起这个人——丁文江。

今天，你随手打开手机地图，查询地点或者导航，如此习以为常。
那么你是否能想象，如果一个国家连一张准确的地图都没有，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
其实，这样的情景，离我们也并没有太远。
1936年1月5日，一位学者在一次工作考察中煤气中毒，逝世于长沙湘雅医院，年仅49岁。
他就是中国地学的开山人物，也是把科学带入中国地图绘制的第一人——丁文江。
地图，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科研中离不开的工具和基准，更是一个国家的具象，是人们了解自己国家的重要途径。丁文江和他们那一代学者，把科学的严谨和家国情怀，绘制在了地图上，于乱世中点亮了人们的视野，更在国家危难之际激起了无数人的爱国之情。
丁文江去世之时，学界震动，举国悲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与古脊椎所栗静舒博士共同撰文，讲述了丁文江与中国第一幅现代地图的故事，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地学界的元老。
胡适先生曾写过一本《丁文江的传记》，记叙了好友丁文江先生的一生。后来作家李敖在《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一文中说道：（胡适先生）在提及丁文江对地理学的贡献时，应把他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的事叙述一下，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且前后编绘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也是丁文江的重要著作。”

李敖提到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在国内被通称为《申报地图》；而在国外，如英国、美国的地理刊物在发表专文对此图进行评价和推荐时，则将其誉称为“丁氏地图”（V. K. Ting Atlas）。
丁氏，指地图的主要绘制者、中国地学开山人——丁文江。
丁文江。图片来源：Wikipedia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丁文江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在经济拮据的条件下完成学业，最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了教师、研究所所长、矿务局经理等职位。除地质学外，丁文江在地理学领域也有独特贡献。他在整理地理著作《徐霞客游记》的同时，效仿徐霞客，足迹遍布湘桂滇黔，悉数长江潇湘郴漓诸水源，被誉称为“现代徐霞客”；他在有生之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内容涉及地质、地理、矿产、人种、古生物五个学科，因此可以说成就远在徐霞客之上。此外，他还编撰了《爨文从刻》等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著作。《申报地图》是丁文江对中国地理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这不只是科学家丁文江的一部科普作品，更寄托了爱国者丁文江对中华民族的赤忱之心。
九州四海，曾无图可用
纵观历史，中国有着悠久的地图编制记载，上至史籍中记载的先秦时代九州地理位置图，下至现如今种类繁多的行政区划图、气象资源图、交通图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建设、军事活动等，还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图的作用都不可小觑。但难以想象的是，近代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获取到的地图，还是以17世纪天主教教士为康熙皇帝准备的地图为底本编制而成的，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
1911年5月，留学归来的丁文江独自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地质时，这种过时近二百年的地图令他时而南辕北辙，时而舍近求远。通过实地验证，他更加确信地图信息严重滞后，其传递的地理信息错误连连。结束野外考察后，丁文江到上海南洋中学执教。然而，在这样一个新式的城市校园中，面对求知若渴的青年人，他在教学中不仅没有矿物岩石、没有生物标本，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教学地图可用。
丁文江担忧，没有好的地图，不但政界、商界等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受阻，而且最后必然导致作为祖国未来希望的青年人的地理知识极度匮乏。试想，没有科学绘制的行政与地形图，怎能引发国人构建整个国家的概念，又何谈救国？疏于对国家各民族的风情民俗、语言类型等人文地理知识的了解，社会何谈稳定？人民何谈治国？不知矿产、农产等自然资源的分布与气象，何谈富国？
没有可用之地图？那就凭着自己的手艺打造一份！年轻的丁文江一边思量，一边已经在心里开始摹刻第一张现代中国地图。
层层筹划，开启填绘工作的序章
1913年，丁文江在其起草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首次提出了对国家进行大规模地质调查并且绘制地图的计划。随即，他与翁文灏等人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当年即开始实施去云南调查矿产的计划，并于次年亲赴云南与四川多地开始了调查工作。他从人才和经费两方面着手，为地质调查工作筹集力量。可以说，正是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人运用近代地质学知识进行地质调查和地质图的填绘工作。
1916年地质研究所教员与学员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
搜集地图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外古今，巨幅片楮，凡力所能致，无不收采。”除此，丁文江等人还对搜集来的外文地图进行了翻译，并在此过程中认识到其各自可汲取借鉴和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书籍——他从1868年起先后7次来中国考察，完成了5卷著作和1册地图集，虽然内容尚显粗略，却是当时唯一描述我国大面积领土的资料；再如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及英国泰晤士报馆所作地图，比例尺皆极小，略示梗概而已；最为准确的惟英国陆军部1:400万亚洲全图，但仍然不够全面，且精度不足。外国人绘制的地图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够客观。比如“以西康青海并入西藏，以热河绥远列为蒙古，以历史的陈迹，误为现实的区分，盲从瞽说，庸祗满洲，生心害政，积非成是，其害何可胜言”（摘自《<中华民国新地图>序》）。
除了搜集地图和进行基础地质工作，阅读古今中外与地理相关的书籍也成了丁文江的工作之一。丁文江在茫茫书海中得到了一部极其重要但是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中文文献，那就是后来备受他推崇的《徐霞客游记》。通过徐霞客所留下的珍贵资料，丁文江与这位传奇历史人物相遇、相知，不仅为其日后的地图绘制工作做了一定的准备，更是让这位古代地理学家的价值在现代得到极大彰显。
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的十年内，在丁文江为首要领导的地质调查所不断搜集、绘制地图资料，填补着中国地质图的空白，例如：于1920年绘制出中国人测制的第一幅详细地质图件—1：10万北京西山地质图；于1924年完成中国第一幅1：100万地质图《北京－济南幅》；于1926年和1929年又先后完成《太原－榆林幅》和《南京－开封幅》。
1929年，丁文江再次策划了西南等地的调查工作并组建了科考队。丁文江和他的学生们不畏艰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包括地质记录、地貌描述、地质填图资料、人文资料等。当时地质调查所编制的地质图件包括：赵亚曾、黄汲清编制的秦岭地质图；谭锡畴、李春昱编制的四川西康地质图集；王竹泉编制的大青山地质图；谭锡畴、王恒升编制的嫩江流域地质图；王曰伦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图等。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地质调查条件有限，加上军阀割据，可谓举步维艰，丁文江最喜欢的弟子赵亚曾就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足见这些成果的难能可贵。
经科学滋养的“丁氏地图”诞生
1930年，在《申报》创刊60周年纪念筹备会上，丁文江认为地质调查所近二十年的科学工作，使得编制一部全国性地图集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提出以出版地图的方式来纪念《申报》创刊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家的响应。随后商定，图集的编纂领导工作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共同负责。
“申报既确立方针，将廓大为群服务，会六十周年且至，集同志谋所以纪念，或请设边疆旅行团，丁先生文江曰：‘诚欲从事边疆调查乎？一、图，二、籍，斯为主要。籍无论己，顾安所得精且确之地图者？权轻重，较缓急，盍先事制图乎？吾国自清康乾后，局部测绘，有之，汇合以成全国精图，殆犹未也。其先事制图便！’则皆曰：‘善’！议以决，时民国十九年秋也。”
——摘自《<中华民国新地图>序》
丁文江等这几位学者在筹划地图集时认为它的科学性应体现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应包括全国政区、地文、交通、气象、重要城市、语言区域、矿产分布和农产分布等专题图表，城市地图中应包括大多数城市小图。等高线之山形图，水文测量之水形图，都可以运用至新地图中。二是在绘制方法上，按经纬线分幅，采用多圆锥投影，人文、地文分幅对照。此外，最具特色的是，这本图集首次采用了分层设色的绘图方法，这与以往任何中国地图都不同。
在具体的绘制过程中，科学性也贯穿始终，仅一个地方的位置，往往都要几经考订才能确定。以陕西榆林的经度为例，经比较，他们发现法德日三国出版的一百万分一东亚舆图与英国人克拉克氏的陕甘调查所得不符；之后又比较了榆林之西的宁夏与其东太原的经纬度，再辅助以平板仪与天文时表，才最后终于得到了更加精确的刻度。其所取用的圆锥投影虽是模仿英国所制作，但精度却高于英国四倍。
最终，在丁文江等人的努力下，《中华民国新地图》问世。就在印刷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为了压低购买成本并便于携带，丁文江又在原图的基础上将地文图与人文图结合形成缩编本。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共有地图 31 幅，于1933年8月16日先于其母本出版。而其母版《中华民国新地图》也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发行。

该图集采用分层设色法，首次科学地反映了中国地势三个台阶的概貌；利用了当时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地图7700余幅，并通过实测对其逐一鉴别；搜集经纬度和高程的观测记录达1000多处，据以订正旧地图的方位和海拔。其内容包罗万象：矿产资源、民族分布，甚至语言等人文地理知识，都收录在这份珍贵的地图册中，一个五彩斑斓的中华民族跃然纸上，对于民俗考察、人类学考察也颇具借鉴意义。丁文江对中国自然与人文科学的贡献可见一斑。
一图、一国、一世界
翻开丁文江版《申报地图》，单是群英荟萃的编者阵容已然让人肃然起敬：
傅斯年、赵元任、王静如编语言区域图；
张心一编农产分布图；
谢家荣、侯德封编制矿产分布图；
谭锡畴、王恒升、孙键初、李春昱、王日伦、黄汲清等编制地形图；
……
这些知名学者们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风范无疑增加了地图册的科学分量，而在一张张精美翔实的地图背后，更深藏着丁文江等一众知识分子深沉的爱国情怀。如他们在序中所言，“本图除分幅地图外，另附各种总图，以引起国人整个国家之概念”；“方今国命如悬丝，士论如沸鼎，设施万端，要须因地制宜，知所先后。藉申报馆之力，成此新图，倘能使国人对此版图，多加一分认识，则此图之作，为不虚矣”；“乃转使我泫然不忍披览，其有览此美丽河山，因而益激发其爱国心，奋袂以图桑榆之复，斯则我中华国族之光，而非吾人所敢分功于尺寸也已……”
在图集最具特色的分色环节，他们以500米为一段，用棕色填充，地形愈高填色愈深，并感慨“色愈深亦即见人民生活愈艰”。这样的人文关怀，已绝非普通科学从业者所能及。
丁文江曾经向军阀孙传芳表达自己想开办军校培养士兵的想法，他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许多军人连地图都读不懂，何谈带兵打仗？孙传芳听后不过一笑了之，必定认为丁文江夸大了地图与国家运势之间的关联。殊不知，仅“丁氏地图”中的《中国分省新图》，就在1933～1948 年间先后出过5版，发行约20万册，就抗日救亡层面而言，极大地增进了民众对于国土的了解、激发了其爱国之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周边国界谈判时也多次以《申报地图》作为蓝本，如20世纪50年代，中印边界谈判时，中国政府就是以这本地图集作为谈判依据。
在搜集文献材料的过程中，丁文江被徐霞客的游记所折服。在其被迫生活在大连期间，即使生活十分拮据，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整理《徐霞客游记》，认真挖掘徐霞客文章中的地理知识与人生哲理，不再将其视为单纯的文学作品。游记中的文学性，因为有了科学知识的滋养，显得更加意蕴深远、回味无穷；而在对山水的体会上，地图已然成了看得见风景的窗口，在此丁文江找到了与徐霞客惺惺相惜的感觉。
丁文江还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思考了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譬如根据统计学数据，结合地图中反映的地理知识，得出了中国的宰相多出自南方的结论。地图已经不是单纯的数据的堆砌，而是极具生命的时间坐标和历史纪录，是知识的集合体，将丁文江领入未知的人文之趣。
丁文江是近代首个将科学带入地图绘制的中国人，他重新规范了中国地图的制法，重新定义了地图的内涵。中国地图从丁文江开始，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实用工具，人文与自然地理世界的展示窗口，知识的结合体，甚至是人文乐趣之源。当然，更重要的是点燃了当时国民的爱国热情，指明了中华民族前行之路。
据一位熟稔丁氏地图的中科院研究员描述，这本图册的背面配了一副有红蓝镜片的眼镜，以便于读者直观地看分层设色地图所显现的三维立体式地形地势。这让人忍不住遐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有志青年们拿到一本装帧朴素、内容精致的中国地图集，透过彩色镜片看看地图中所附带的三级阶梯的中国地形，与点缀其间的富饶资源。那种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会怎样油然而生，激荡血液；最后化作救亡图存的行动，汇聚出中华民族复兴之光。